新京报：近年各地曝光了一批冤错案，最高院是否感觉到压力？

　　倪：当然有压力。我们对于冤错案件感到非常痛心，最高院曾就此专门召开研讨会，研究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情况。

　　一个冤错案件的形成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它是一个链条，从侦查、起诉到判决，当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就可能导致整个链条断裂，案件的走向就可能出现偏差。所以，公检法司几家在今年3月联合出台了一个《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共同防止冤错案件。我们下决心收回死刑复核权，也是希望确保不再出任何问题。最高院对冤错案的态度非常明确，一旦发现，坚决纠正。

　　新京报：最高院已收回死刑复核权，死刑二审也全部开庭，目前进展如何？

　　倪：我们去年一年都在为此做准备，进展非常顺利。整个复核工作严谨规范有序，一切都按照设计进行。两会时我们公布了五个案件，今后还会分阶段公布。

　　新京报：死刑复核的程序是怎样的？开庭审理还是书面审理？

　　倪：死刑复核是一种特别程序，和一二审的程序完全不同。目前的死刑复核依法由三名法官组成合议庭，采取书面审查和讯问被告人相结合的方式办理，必要时也要到案发现场调查。最高院已经统一了死刑案件的证据标准，明确了一些多发犯罪类型的死刑适用标准。其他制度也在完善。

　　新京报：去年年底，各地法院在最高院收回复核权之前执行了一批死刑案，有声音认为这是“赶时间”。

　　倪：不能这样理解。这只是各高级法院正常的程序。只是死刑复核权被收回了，大家格外关注。

　　新京报：赖昌星引渡后不会被判死刑，这是否会成为引渡外逃疑犯、特别是贪官的惯例？

　　倪：不会。要根据具体案情，一案一议。

　　新京报：很多人认为这样违背司法公正的精神，似乎逃得越远越安全。

　　倪：所以才要引渡。司法公正的含义首先要确保对罪犯实施刑事司法处罚。有些情况下，能够进行刑事追究比判处死刑更重要。你对国际社会的承诺，是拿到刑事处罚权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法律就会空置，但是承诺了，就必须遵守，这是一个国家的诚信问题。各国在引渡时都这么操作，会有一些让步。

　　新京报：没有审理就做出判决的上限，是否违背了司法程序？

　　倪：按照我们国家规定的引渡工作程序，量刑承诺由最高人民法院决定，由有关部门代表国家对外承诺。所以引渡中的承诺，不存在超越法律程序的问题。

　　新京报：去年深圳中院的腐败窝案社会反响很大，最近又有报道说天津高院三名法官涉嫌受贿，最高院怎么看待法官的腐败问题？

　　倪：最高院对法官的腐败问题态度一直非常明确，发现了就坚决查处，没有任何回旋余地。虽然这是极少数人的问题，但影响却很坏。

　　新京报：法官腐败的原因之一，是否是一些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

　　倪：对于如何规范自由裁量权，最高院一直强调并加强各类监督。此外，司法信息公开，增强司法工作的透明度，也是遏制腐败的重要措施。

　　-同题发言

　　“无可奉告的问题不存在”

　　倪寿明称最高院希望过渡到例行新闻发布制

　　新京报：你有没有对记者说过无可奉告？

　　倪：没有。不会存在无可奉告的问题，即使有些事情暂时不适合披露，我也可以解释，任何问题都可以沟通。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发言人与记者的关系？

　　倪：发言人和记者是处于公众和信息发布机关之间的一个桥梁，双方没有任何对立的关系。发言人经过授权把法院的重要信息、立场和观点，通过记者向社会公布，也希望通过记者了解公众需要知道什么。

　　新京报：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要求，你如何评价本部门的新闻发布情况？

　　倪：坦率地说，新闻发布工作对法院来讲是一个新的工作。我们建立发言人制度也不到一年，工作可能做得还不是很好，这有一个过程。我们也希望能逐步过渡到例行的新闻发布制，也希望媒体和社会能给我们一些时间。

　　新京报：根据条例，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准确地公开信息。你作为最高院的发言人如何理解“及时”“准确”？

　　倪：发布信息应当更直接、更迅速、更准确、更权威吧。只要没有特别的障碍，凡是法院发生的正在审理的案件，出台的司法政策，公众需要了解，我们都希望第一时间公布。

　　新京报：和国外比，中国的新闻发布制度有什么优势，有哪些不足？

　　倪：单就涉及法院的报道来说，我们国家算是很宽和开放的。西方一些国家，对法院新闻报道的限制是很多的，即使是公开审判，法官也可以要求对一些案件做限制性报道。我们以后也会更多采用统一录音录像方式，避免对法庭的审判秩序和当事人权利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新京报：你给自己新闻发言人的表现打多少分？

　　倪：我做新闻发言人时间很短，有一个不断学习不断提高的过程。我自己做过多年的法官，又做了十几年的记者，这些经历便于我和记者沟通。这个工作很辛苦，风险又很大，目前来看我算是及格的吧。(李静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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