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教授王锡锌

　　赞成限行

　　·开车是一种特权，应该受到限制·限行的目标是解决交通拥堵，有车族、无车族是共同利益者，不需要再作区分·同意限制公车，但不赞成将限行公车和限行政策“捆绑”

　　北京大学教授陈端洪

　　该不该常规化

　　·界定一下哪些车是“无聊跑着的车”。如果把它们“剔”出去就能达到交通通畅的目的，就没有必要限行·限行的方法很多，应采取最能达到目的、最容易为人接受的方式·警惕意外状态常规化

　　我开车，我的车尾号是5，星期五不能开车，对我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我要上课，打车又打不到。但我还是赞成限行。

　　北京的交通是每一个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如果我们认可这是一个问题，认可这个问题关涉我们每个人的利益，如不解决每个人都会有麻烦，那么，我们就必须做些什么。这里的“我们”，是从公民角度，或者是从“共同体”的角度而言的。

　　我注意到，奥运会之后，很多机构做过有关继续实行交通限行的民意调查，呼声很高。既然在这个问题上民众有公共需求，政府就需要对此作出回应。限行，是回应的方式之一。

　　对于限行，有人反对，有人赞成，这很正常。对一项公共政策，每个人都可以从私人利益角度去考虑、去评价。但公共政策则必须考虑全社会的利益。就限行问题，除了每个人的利益之外，还有一个总体的交通问题，因为最后每个人要参与到交通里面，如果整体的交通效率下降，你有再多车也仅仅是摆在车场里面观赏。所以，对于公共政策，不仅要从“私民”角度考虑问题，更要从公民的角度考虑问题�；�动车限行问题，针对的目标是要缓解目前的交通拥堵。在这个目标面前，有车族、无车族都是共同利益者，不需要再作区分，它就是公共利益所在。如果限行让一部分人利益受损，解决的方式，也不应该是因为私人利益而阻止了政策的制定、执行，而是考虑如何实现利益的平衡，比如补偿。

　　事实上，驾车是一种特权，因为能够开车的只是少部分人。如果有车族以此主张所谓的私有财产权，我认为这是特殊的私有财产权，不是所有人都有的。有人说，限行侵犯了车主财产使用权，但我们应该注意到的事实是:作为私人财产的汽车的使用权，必须依赖作为公共交通设施的公路才能实现。出台公共政策，每个人的利益都要考虑，但绝不是说，只要我有一个私人财产，公共政策只要碰到它就不行。要这样，恐怕什么政策也别出台了。

　　还有人讲，这事就跟住宅自由一样，“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我认为这是两个问题，每个人都需要基本的住宅，即使你有豪宅，我有一茅草棚，这一点自由是平等的。但开车不是这样。

　　至于公车，我也同意一定要限，力度要大。但是否一定要和限行政策一次性捆绑?如果所有政策都要一次性捆绑，将各种利益直接对立化，最终反而不利于我们解决具体的、现实的紧迫问题。

　　限行政策，是对公众解决交通拥堵问题呼吁的回应，将公共利益作为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我以为，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公共政策。

　　先问个问题:交通拥堵的原因是什么?道路满足不了汽车。如果道路在短时间内不能多起来，那拿车开刀就是一种必然的逻辑结果。我觉得，车太多的时候，我们就要算一笔账，什么是无用的车，哪些是“无聊”在那儿跑着的。不好一下子界定出来，但相当一部分公车，属于这种情况。如果把它们剔除出去就能够达到交通流畅的目的，那就没有必要再限制私车。

　　可是，政府选择了限行私家车。限制方法是什么呢?按号码排。这种方法简单，但未免粗暴。实际上，限制方法并不是只有这一种，可以把油价加一加，可以把道路的使用费用提高一点，这些都是办法，这些办法同样加重开车人负担，一样可以达到让他们少开车的目的。哪个办法更好，哪个大家更能接受，需要很多讨论和论证，而不应该拍拍脑袋决策。

　　再来看看:限行让谁受益，谁受害?“受害人”很简单，就是私家车主，原来可以开车的，现在一周有一天开不了。受益人呢?似乎无车族是受益人。我想问的是，既然交通管制目的是为了交通流畅(还有一个目的是改善空气质量，这个目的应可以达到)，那么，限制部分人开车是不是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如果达不到这个目的，有人受害了，但是没有人受益，我们得算这个账。因为让更多的人来坐公共汽车时，公共汽车的速度是不是加快了?公共汽车的拥堵程度是不是减轻了?必须要用这两个标准来衡量，如果这两个达不到，普通百姓也是受害的，而不是受益。

　　对于上面的问题，我没有结论，所以，我也说不上限行是好是坏。但我有一个提醒:当心意外状态常规化。

　　北京交通不畅，由来已久。但这个问题被问题化，却是从奥运会开始的。前一段有记者采访我，问今年有什么事情最值得说?我告诉他是“紧急状态”，比如奥运会，比如汶川地震，都是紧急状态。紧急状态下出台一些临时举措，谁都能理解，百姓在容忍，在用慈善心、公益心做这些事情。然而，请不要把这些做成大家的当然义务。

　　“上次搞得很好，上次的结果很好”，这很正常，紧急意外状态下的好东西多了，但是不能把它常规化。奥运期间北京市民忍受了限行带来的巨大不便，政府应该为此感恩，并显示自己有能力为这种付出回报更多，而不是以此证明这种奉献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记者李曙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