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羊城晚报：无权的叶树养或可为标准良民
愤怒或者讥笑贪官，固然不能说有什么不妥，但实在很容易因为愤怒和讥笑而经常忽略贪官产生的根源。叶树养自1988年开始受贿，到2008年案发，“潜伏”达20年，这恐怕不是作案隐蔽和“一把手监督难”的问题，而是个别权力基本上就不存在制约使然。
韶关市公安局原局长叶树养算是一个有些新鲜的贪官样本。
据报道，叶树养有攒钱的目标，数额为6000万元；有分配设想，2000万元留给儿子，2000万元留给女儿女婿，2000万元自己安度晚年；有收钱原则，“不主动索要钱财、不办事不收钱、不催讨该给还没给的钱、不讨价还价、不嫌弃送多少钱”(1月11日《羊城晚报》)。
人们看到过很多贪官故事，如此有目标、有安排、有原则的贪官，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是叶树养案例新鲜的一面。
不过，因为大家没有做贪官的经验，做贪官的也未必自陈心曲，自陈心曲未必心口如一，所以，我们还不能断定叶树养是否真的具有独特性。假如叶树养的故事所言不虚，可能只是他率先吐实；何况我现在还不好判断他是不是真的如此深谋远虑，起码我还没有看到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定下受贿目标、作出贿款安排、确立收钱原则的。
如果一般地说，叶树养可能要算一个“好人”。他的故事中还没有搞情妇、包二奶的情节，他的贿款安排相当符合好父亲的标准，而且对儿子和女儿是平等对待的。这就可见贪官也未必就坏到了底，还回到做普通人，未必不是标准良民。然而，因为手中有权，而权力又用之于谋取私利，于是成为罪人兼笑柄。
一个具有标准良民之私德的人，成为阶下囚，可以说是悲剧。权力用之于谋取官员私利，可以说是丑剧。权力独大的体制，用权很愉快，而这种愉快又很可能只是积攒着做囚徒的资格，从而实现了贪官的量产化。而且，哪怕是往牢里成批地送人，也很难阻止腐败行为的前仆后继。而且，一个贪官就算是牢底坐穿，也很难说就足够抵消公共生活与公众利益所受到的损害。
尽管叶树养的故事看起来有些新鲜，但值得关注的，仍然不是他个人的特殊性，而是怎样的权力使用才使一些人纷纷走上腐败之道。
不少贪官几乎可以用“五毒俱全”、“恶贯满盈”来形容，不过，在他们当权之时，没有一个是人们可以公开谈论其恶行的，人们只能用顺口溜、起绰号等形式非正式地传播其秽恶故事，表达对他们的愤怒。也有一些贪官是自奉节俭的，事迹败露后，人们又多只是对其加以讥笑。叶树养自然又是一个收获讥笑多于收获愤慨的贪官。
然而，总是把贪官按照“不幸者各有其不幸”那样去分别看待，实在不足以充分认识权力体制对制造贪官的决定性影响。就算那些“恶贯满盈”的贪官，既然能够掌握权力，也不过表明因为权力授受脱离了公众，变成了一种社会逆淘汰机制。而那些私德尚可的贪官，落马后总是被人讥笑，又隐约表明人们仍然多以个人道德来看待贪官的出现。
愤怒或者讥笑贪官，固然不能说有什么不妥，但实在很容易因为愤怒和讥笑而经常忽略贪官产生的根源。叶树养自1988年开始受贿，到2008年案发，“潜伏”达20年，这恐怕不是作案隐蔽和“一把手监督难”的问题，而是个别权力基本上就不存在制约使然。
例如叶树养爱杀猪，这算是一种特殊的个人爱好，在一个正常的权力制度下，他恐怕得像我们看演出那样，自己去买票，但在现在的权力制度下，他的下级就会为他备好肥猪供其“小试身手”。落马了，人们就这是下级投其所好；不落马呢，那就是其乐融融的趣话轶事。类似的官场丑剧在出现的时候，表演者、观看者乃至社会舆论，哪里会有一点点以之为丑的感觉呢？腐败行为和丑态百出的逢迎，于是得到日常的“宽容”，乃至被传为佳话趣事的传诵。
不要怪腐败行为潜伏太深，因为很多摆在面上的腐败行为，尚有待查处。不要老是讲“一把手监督难”，因为既要维持权力自相繁衍生发的制度，则监督实际上也不可能不难。只要不准备打破权力的封闭结构，也就很难避免公共利益、官员个人和政治气氛被腐败侵吞。 刘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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