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2月10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12月10日发表吴韦材撰写的文章《就从“让位”这小事说起》指出，北京地铁搭客都会自动让位给老弱病残孕，有些情况甚至是当老弱病残孕一进车厢就会有人警觉地准备站起来让座。原因有二，一是社会构成不同，中国社会有着较深刻的同族情感；二是中国人虽日渐现代化，有份根深蒂固的伦理观至今尚属稳固。我总觉得让位对中国人来说比较倾向于一个伦理责任，这份责任就是我有能力站着，因此就有责任让位。

　　文章摘录如下：

　　新加坡的“年长”状态，天天看着这国家的国人也许没强烈感觉，但在地铁里一眼望去，偶尔“抽样”统计一下，除真正老者，新晋老人还真不少。

　　一来是二战后属婴儿潮的已步入老年，二来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生育计划明显失算，紧接着新加坡“经济起飞”后，生活压力与都市价值观都影响了生育。今天我国（新加坡，下同），老与快老的是明显一族，非常年轻的娇子娇女们散落其中，仿佛没多少属中间年龄层。

　　那要怎么让位呢？虽然有标示优先座位，孕妇上来多数有人让座，拉小孩的也会有人让坐。病的？弱的？谁知道？

　　老的？大家也都已经不是那么年轻，由50岁让给60岁？60岁让给70岁？70岁之后还让么？

　　笔者就曾经受不了身边年轻人丝毫没动静而自己起来让位给一位看来比我还年长的老姐姐，她连声感激之余，大家目光里瞬间有说不出复杂心情。她也看到我有年纪，但一般的年轻人能体会她的不方便么？

　　并非老人心里都会理直气壮或不明事理地埋怨，让位这回事，新加坡也有自己特殊境况。

　　人人都累。甚至包括那些同样也有着种种各自自己定义压力的年轻人。加上热带酷暑天气，乘搭一趟地铁若能找到座位无疑就是一阵松懈休息。上课上班前的车厢是养精蓄锐，下课下班后是恢复养息。

　　还有一些人是每天得赶几趟地铁来往或转车到各处办事的，在这些时段及这些情境下，人的生理需要与人的精神素质就如跷跷板一上一下，我有我坐下来的需要。

　　更何况，新加坡道理教育比人情教育有更多人理解，“我有买票”当然就有“我的权利”。

　　那要说回北京了。北京地铁搭客都会自动让位给老弱病残孕，有些情况甚至是当老弱病残孕一进车厢就会有人警觉地准备站起来让座。

　　原因有二，一是社会构成不同，中国社会有着较深刻的同族情感，社会尤其是北京也就等同“一家子”；二是中国人虽日渐现代化，有份根深蒂固的伦理观至今尚属稳固。我总觉得让位对中国人来说比较倾向于一个伦理责任，这份责任就是我有能力站着，因此就有责任让位。

　　照这么说，虽然政府及社团都一直在努力，但很明显新加坡这多元社会仍还没能在多元里真正融汇出一份属于新加坡人大家庭的国人情感。虽也并非完全欠席，但还模糊且未深刻。甚至在某些人的某些心理底层仍当它是个移民社会。

　　移民社会是共聚、共存、共荣，但各管各的事。加上都市现代化同时也带来的实用主义及利己主义，人人为自己似乎就是理所当然。一个移民社会要融汇出这份大家庭情感，至少要好几代人同时经历好几代的风雨。虽然我们朝向一个对的方向，但也毕竟需要时间。

　　其实，尚未达致大家庭情感也不是这种只顾自己心态的借口。

　　或许真正原因，是我们对“社会”有所认识的教育仍然不足。

　　这才是重要的。要达到大家庭境界，社会的正确意识为最基本。先是社会，然后国家，最后才是更深刻的大家庭。

　　假如有个镜头到街上随便抽样访问不同群众“社会是什么？”，恐怕没经剪辑还真不好意思播出来。一个国际大都市的人民对“社会”的认识或许就只是“一个每天要生活的所在”、“有衣食住行有政府妥善管理和照顾的地方”、“有公共设施的公共空间”，别意外这些还是我问一些读过书的人所得到的答案。

　　这是悲哀的。似乎很多人只看到我们社会的物理部分，有什么建设，有什么资源，有什么提供得不错的但还有什么没够上水准的。十多个答案里我还没听到对社会的精神价值作出认识的答案。

　　或许这就是原因。这就是一切“不关我事”的原因。别告诉他或瞪住他要起身让位给刚上车的白发老人，因为不关他的事，而且他也买票的，他就有权利坐着。

　　“我只关心我的事”是人人共识的现实，在这里是理直气壮的。所有有关社会群体精神的推广和教育工作，总会有一小撮热情地干，那就让他们干吧，社会不就要有一些干这方面的人吗？

　　无视他人把尿包扔到楼下或把巨型垃圾乱堆乱放还能用法律严惩，但他就是不让位，也用法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