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周作人传》
作者:止庵 着
出版:山东画报出版社
有关周作人的传记著作,坊间已有数部行之于世。而止庵先生的这部新着,据他本人坦陈,其“侧重点与一般生平传记亦有不同”,因为在他看来,“对于周作人这样一位思想者和著作者来说,思想的发展脉略和表述过程远比其一生经历更其重要”。
所以他的这部传记更加注重周氏思想的演进过程——而对于周作人的生平经历,一方面其生平材料仍然非常匮乏,另一方面止庵先生一再强调“不能将‘传记’与‘传记小说’混为一谈”,传记小说固然允许“合理想象”或“合理虚构”,写传记却如写历史,重事实、讲出处的底线是决不可轻易移易的。
在此前提下,止庵先生“只打算陈述事实经过,无论涉及传主的思想,还是生平,容有空白,却无造作!敝光窒壬男轮吨茏魅舜,其实质已与周氏个人的思想史无异。
在我眼中,由止庵先生为周作人作传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不仅是因为他曾经亲手校订整理、并编辑出版了大量周氏著作,对周氏不同时期的各类作品熟稔于心,更重要的是,他同时也是目前国内周氏思想研究的集大成者。
作为周氏著作的整理者与出版者,止庵先生的成绩斐然已无须我在这里饶舌;作为周氏思想研究的集大成者,止庵先生的这部传记不仅是对周氏思想的一次溯本求源、系统清理,同时也不啻于是对周氏思想的一次重新阐释与发现。
我们一般读者阅读周作人的著作,最大的误区就是将周氏定位为一位闲适的小品文作家,止庵先生为周氏作传,首先即还原了周氏的思想者的本来面目。止庵先生眼中的周作人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一位人道主义者和一位文化批判者——身为自由主义者的周作人一直将“君师的统一思想,定于一尊”、以及“民众的统一思想,定于一尊”视作专制的两面,且始终对某种“善意”的秩序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身为人道主义者的周作人一直提倡“儿童本位”与“妇女本位”,他心目中的“人”字显然是大写的,这既是他对人的态度,也是周氏人本思想的核心内容;身为文化批判者的周作人则“始终针对中国的‘种业’亦即遗传因素的国民性加以批判”,其文化批判的意义即在于对宗法礼教桎梏的拨乱反正,目的无非是让人更加自由、更加自主地生活,以重塑一种新的生命价值观念。
中年以后的周作人曾屡次将自己自嘲为“文抄公”,而在《周作人传》中,止庵先生显然同样充当了一回“文抄公”。翻检这部传记,且不说对传主生平的叙述性文字为数不多,即作者本人的评介性文字也极为有限,书中大部分篇幅或直接引自传主的文章、书信与日记,或间接引自一些其它的相关数据——所以与其说止庵先生的这部新着是一部传记,倒不如说它更像是一部阅读笔记。
作者一方面在裁剪安排上别出心裁,从传主的著作中检出其生平轨迹;另一方面以传主本人的文字为线索,慧眼拈出其思想的重点进行彰显,作者自己则惜墨如金,只是偶尔以会心体贴的言语略加导引。周氏尝谓:“不佞抄书并不比自己作文为不苦,然其甘苦则又非他人所能知耳!敝光窒壬淙缓苌偎祷,却同样深得周氏思想之要义。
止庵先生一向推许周作人“读书录”之类的文字,称其是周氏思想的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乃至把周氏的“文抄公”之作《夜读抄》视作其平生写作的最高境界。止庵先生本人的《周作人传》毋宁说也同样是一部“文抄公”之作,他的文字穿插在周作人的作品之间,既前后印证,亦相互启发,使我们对周氏思想的形成、发展和内涵有了一个比较完整、清晰的概念。
(摘自香港《文汇报》 作者:王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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