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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权利的时代。每一个阶层和群体都在申张自己的权利，试图在当前和未来的社会中，争得一个相对有利的位置。
但是，每一群人争取自己利益的目标和能力是不同的。对于相对弱势的群体来说，他们渴望的是公平的财富分配和平等的权利分享，不致让弱者更弱；而对于另一群人来说，他们要求的是与其日益增长的财富和地位相当的政治和社会权力，以使强者更强。
在一个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任何正当的诉求和主张都是可以包容的。但是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规则，才能避免使这场权利之争成为零和游戏，才能使各个阶层实现共赢共荣，公平(但不是平均)分享社会进步的成果
从珠三角到长三角，由年初持续至年末的民工荒，到下半年增多的罢工：农民工，一个新兴的阶层，正以自己的方式与城市和资方博弈
入时的装束，满脸的青春，照片上的女工和城里姑娘没什么两样�！八腔棺芤涛以趺创虬缒亍�，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博士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
已经被学者定义为一个新阶层的农民工，期待的不仅是外表上的“进城”，他们最为渴望的，是和城里人一样的权利，按照学者的描述，他们寻求的是国民待遇。
这个群体，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的数据，已有9900万人之众。
在2004年，他们留给城里人的印象，不再仅仅是流落街头寻找工作的身影，扛着行李四处张望的眼神，给社会治安带来的隐忧。从珠三角到长三角，由年初持续至年末的民工荒，到下半年来渐似增多的罢工，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与城市和资方博弈，一次次重申自己的权利。
用脚投票
20年来城市人对于民工潮的记忆如此之深刻，以至2004年年初传出“缺工”消息时，并没有引起关注。直到下半年，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调查报告才确认：“民工短缺在局部地区客观存在，普通劳动力特别是年轻女工相对短缺�！敝槿�、闽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估计缺工达10%，仅珠三角即有近200万人的缺口。
这份报告还承认：工资待遇长期徘徊、劳工权益缺乏保障、企业用工迅速扩张、经济增长模式面临变革等多种原因造成局部地区民工短缺。
到年中时，民工荒已影响到很多工厂的开工。珠三角不少企业不敢接订单，有的企业开始考虑迁厂到内地。各地政府也行动起来，联合企业去外地招工。
同样在珠三角，此起彼伏的农民工罢工，也被刘开明博士观察到。仅媒体公开报道的，今年深圳两三千人以上的罢工事件，即不下三宗。
用脚投票，只是权益一种缺乏制度化渠道来申张时的无奈选择。应该看到的是，在其中已隐现了拥有近亿成员的农民工阶层的集体行动力。
新阶层的崛起
刘开明做记者的时候，曾采访过深圳致丽玩具厂的大火。84名女工当场烧死,但当时很少有媒体报道，那是1993年11月19日。8年后的2001年11月，深圳宝洋公司56名女工的搜身名誉案却引发一阵大讨论，企业的韩国老板出面道歉。
和沉默的上一代不同，2004年的农民工已经在使用手机传递信息，更加懂得如何�；ぷ陨砣ㄒ�。刘开明说，新一代出外打工农民的受教育水平普遍高于留在当地的，如今还有不少中专生和大专生。
他们向城市要求的，不仅是一个饭碗，而是与其对社会贡献相当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中国社科院王春光研究员指出，这个阶层表现出与社会其他阶层不同的特点。从职业角度讲，他们是工人，从身份上讲，他们是农民。在利益诉求方面，他们诉求工资待遇的提高、工作环境的改变，诉求基本的尊严、基本的社会保障，诉求子女受教育的机会，归结到一点就是寻求国民待遇。
他们的诉求，他们的主张
应该说，这些很低的要求远没有得到起码的尊重，虽然在总理的过问下，工资可以比以前更及时地拿到；在民工荒的压力下，浙江、广东、山东等地都开始调高最低工资标准。但基本的权利格局尚没有改变：由于过去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一直表现为绝对的无限供给，形成了绝对的“强资本弱劳工”的格局。但是，农民工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开始获得一定的讨价还价能力。
这些基于切身利益的反复争取，对中国的影响不可低估。在过去的20年间，“农民工”的出现和壮大，已经推动了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的进行，比如他们的进城，不仅加速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走势，也对最终打破铁板一块的户籍制度给予了最有力的一击。而现在，在政府的推动下，工资集体谈判的萌芽，工会和其他自治组织的发展，已使一些地方的农民工开始获得工资谈判权。他们争取权益的任何努力，均可望对中国未来的社会和政治格局产生影响。
2004年第一次出现“民工荒”是继1984年第一批农民工出现、1989年第一次“民工潮”之后的重大转折�！芭┟窆ぁ币汛右桓龌炭纸堑呐哟蟆巴饫垂ぁ比禾�，成为一个植根于城市的新兴阶层。
他们不希望永远徘徊在城市的边缘，而希望融入社会的主河道。
稿件来源：《中国新闻周刊》作者刘英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