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远超过西方公众对中国的了解。西方公众对中国的误解甚多。2004年9月，西班牙埃切尔发生“焚烧中国鞋”事件。西方只知道，在这个拥有“欧洲鞋都”之称的小城，90%的人直接或间接依靠制鞋业生活，由于中国鞋向世界各地大量出口，连西班牙也在进口中国鞋，这里的制鞋工人因失业而发生过激行为。但很少人知道，西班牙2003年从中国进口6200万双鞋子，绝大多数是西班牙鞋商在中国生产又返销的，中国鞋商的鞋子只占其中很小份额。在这一事件中，西方公众很难获得完整的资讯。

　　西方公众对中国的误解是西方媒体影响的结果。这足可说明中国媒体向世界真实客观、准确全面报道中国的任务有多繁重。

　　西方利用媒体“软力量”遏制中国发展

　　当前国际舆论的话语权基本上掌握在西方媒体手中。这种“西强我弱”的舆论格局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将继续存在。这是中国媒体开展对外新闻工作必须面对的实际。

　　在西方媒体中，美国媒体最具影响力，而美联社又是影响哪些新闻可以上美国媒体头条的最大力量。每天下午4点，美联社会发出新闻头版建议，作为报社决定头版新闻的参考。一般地讲，报社多少会接受美联社的建议。

　　美联社用他们的“专业判断”来影响美国媒体的主事者，并形成一种机制。西方媒体看似各自为政，但他们在影响和控制全球事务包括对中国议题的话语权时，却是配合默契。

　　西方媒体控制世界舆论话语权主要是通过议题设置、先入为主、铺天盖地发出海量新闻报道来完成的，从而不知不觉地影响人们的思维。西方媒体对伊拉克战争、“朝核危机”、乌克兰“橙色革命”“马六甲海峡安全”等新闻，都是按照他们的价值观念先设置新闻议题然后进行新闻炒作。西方媒体设置的这些新闻议题不仅影响世界舆论，有的甚至影响中国媒体。有些中国媒体不知其中陷阱也跟着他们设定的调子进行报道，可见西方媒体新闻议题在全球的影响力。

　　对国际事务的报道是如此，对中国事务也如此。西方舆论为中国设置了各种新闻议题，比如对中国的经济建设问题设定的议题有：

　　其一是“世界工厂”。改革开放以来有5600亿美元外资进入中国，这些外资大部份进入生产性领域。中国进出口贸易额中很大一部份是外资企业进口原料、零配件和出口商品实现的。中国只从中获得5%—15%的加工费。但西方媒体把“世界工厂”的帽子送给中国，称中国低廉的工业品充斥世界各地。

　　其二为“中国需求”。美国是世界石油的消费大国，每个美国人年平均消耗石油25桶，每个中国人平均消耗石油1.5桶。但西方媒体大肆报道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资源尤其是对石油的需求，有的甚至称中国为“饿虎”。2004年尽管世界石油供需始终平衡，但在这种舆论的影响下，国际油价被炒到55美元一桶。西方媒体总是说中国需求推动了国际油价上涨。

　　其三是“经济强国”。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需要上百年的时间。但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中国成了“经济强国”。甚至连“军事强国”这样的提法也经常出现在西方媒体上。媒体报道给人印象是中国已相当富裕，许多报道甚至称中国在2025年可超越美国。实际上，根据中国学者的测算，中国的现代化水平落后美国100年，到2080年中国才有可能赶上美国的水平。

　　四是“人民币币值低估”。几乎每隔一段时间，西方媒体总要把人民币汇率问题拿出来炒作一遍。他们认为人民币应该升值，有的甚至认为人民币币值被低估了百分之五十。世界各国的货币定价，是根据其多边贸易的收支状况来制定的。中国目前的多边收支状况基本是平衡的，因此人民币汇率应基本维持稳定。美国的经常项目和贸易赤字主要是财政预算赤字等国内政策引起的。但他们都把它归结为人民币汇率问题。实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主要是美国一些政客的要求，但由于西方媒体的强力炒作，这个议题成为世界性的热点问题，成为一种“公共期待”。在西方公众心目中，好象人民币就应该升值，问题只是何时升值，升值多少。西方不少金融界、财经界人士发表意见，认为人民币升值应该保持稳定，但未能影响主流舆论。

　　西方媒体按照他们设置的新闻议题对中国进行大量报道，已在全球形成一种舆论氛围。这种舆论氛围对中国的发展是不利的。中国产品出口不断遇到反倾销麻烦，贸易摩擦不断出现。美国把自身的产业转型造成的就业人口减少也归咎于“中国制造”产品出口。中国能源企业开展对外能源合作，西方媒体更是大肆炒作，说中国到美国家门口、到美国后院找石油来了。中国企业在国外的经营状况和开展合作状况，也经常被西方媒体拿着放大镜追逐报道。打开西方的报刊，看看西方的电视，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西方利用媒体这种“软力量”遏制中国的发展，西方媒体在很多时候并不掩饰他们需要“遏制中国”。

　　对中国台湾问题、香港问题、西藏问题，西方媒体更是赤裸裸表达他们的政治偏见。

　　总之，西方媒体为中国设置了各种各样的议题，这些议题有的是政客策划出来的，有的是智库提出来的。政客、智库、媒体三位一体，配合默契，通过强大的舆论机器在全世界不断、反复传播，形成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西方公众对中国的认知和思维。我们在同西方人士接触时就会真切地感受到这一点，他们中的许多人对中国的认知基本上是被西方媒体所左右。西方媒体中还有不少对中国进行比较客观的报道，但未能成为主流舆论；中国媒体也在努力说明中国，但对西方公众影响有限。

　　正面报道与向世界正确说明中国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不仅需要良好的国内舆论环境，而且需要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新闻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是内聚人心，外树形象。如何在国际舆论格局中逐步打破西方舆论垄断，正确树立我国的国际形象，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建设提供良好的舆论氛围，是我国对外新闻宣传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南振中同志说不能草率地将正面报道理解为“表扬性报道”“成就性报道”，或理解为报喜的新闻。对外宣传坚持正面报道为主的方针，即应该是针对每个时期国际舆论环境和西方媒体对中国新闻报道热点，根据新闻事实，真实、客观、准确、全面地报道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正确地向世界说明中国，逐步打破西方媒体控制舆论话语权这种“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

　　当前国际舆论氛围“西强我弱”不仅仅是表现在数量方面。由于目前全球范围内的“中国热”，西方报道中国新闻的数量不断提升。据西班牙报纸报道，2004年有关中国的新闻比美国新闻还要多。在网络新闻方面，10年前互联网上的中文信息大概只有3%左右，到2004年底，互联网上15%的内容已是中文，根据互联网业界权威人士的估计，10年之后中文有可能超过英文成为互联网第一大语种。

　　单靠中国新闻的报道量增加和中文信息的快速增加，还难以改变国际舆论“西强我弱”的格局。关键是话语权不能由西方媒体一霸天下。

　　这些年来，中国媒体报道水平不断提高，影响力不断提升，虽然未能改变“西强我弱”的基本格局，但国际舆论也在发生变化，西方一种声音独霸天下的情况已不存在，世界也愿意倾听来自中国的声音。在国际舆论环境中，多种声音并存的格局已经形成。西方媒体为中国新设置的议题有些已被打破。比如西方媒体过去一直拿中国人权问题做文章，我们长期处于被动状态，后来我们不断阐述我们的人权观点，每年发表一份美国人权问题的观察报告，批评美国的人权状况。持续几年，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现在西方想在人权问题上拿中国做文章就没那么灵了。这是中国对外正面报道一个成功的例子。

　　在对外报道中坚持正面报道为主的方针，目的在于向世界正确地说明中国。当前，正面报道为主的方针应体现在以下方面：

　　成就报道是正面报道的重要内容，但在西方媒体有意夸大中国经济实力的舆论氛围中，我们对中国经济成就、经济实力的报道要实事求是，留有余地。

　　政策报道也是正面报道的重要内容，但有些政策，比如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刚刚开始，西方媒体就拿着放大镜炒作中国企业对外发展的新闻。我们的媒体再去过多报道这些就显得没有太多必要。

　　西方媒体不断炒作我能源需求的新闻，我们应该有针对性多报道中国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树立科学发展观，发展循环经济、节约型经济的政策及做法。

　　国际舆论中许多于我有利的评论和报道，如“中国机遇”说等，应予报道、转发，适度放大这种声音，达到某种舆论平衡。

　　对中国存在的困难与问题、天灾事故等突发性事件，应该及时进行报道，这与坚持正面报道为主的原则并不矛盾。相关中国媒体按照新闻规律积极报道些新闻，有利于在公众中树立中国媒体的公信力，增强报道的可信度和影响力。

　　西方媒体对国际事务和中国事务的报道看似客观和零散，有时也显得很公正，实际上他们在报道中始终贯穿着他们的价值观念。我们的报道要产生更大的影响力，也应该有我们自己的“魂”，即认真设计新闻议题。中央提出的重大方针政策可以设计成报道议题进行广泛报道，比如“做负责任大国”“构建和谐社会”就是很好的对外报道议题，比如“和平与发展”的观点也可以成为很好的对外报道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和为贵”“共享太平”文化精神都可以设计成报道议题对外报道。比如对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的报道，就应该将中国上述传统价值观念贯穿其中。(作者：郭招金/中国新闻社总编辑)

　　来源:新华网--中国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