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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各种辅助生殖技术的出炉，生育已经开始成为“生意”
★文/安然
在美国生殖医学年会上，有人用调侃式的语气问道：有多少美国人是医生在试管里“鼓捣”出来的？生殖医学专家对此回答得中规中矩：目前有17万美国人是辅助生殖技术的“产物”。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供的数据则表明，2001年美国出生的婴儿中，有1%的人是通过体外受精技术而产生的试管婴儿。
《华盛顿邮报》的科学新闻主笔莉莎·曼蒂在报道2004年的美国生殖医学年会时曾经这样描写：会场里，试剂厂的销售代表一边吆喝，一边派发精子形状的钢笔作赠品；一家推广胎儿性别选择技术的公司在大做广告；医生们则一边品尝着卵子形状的巧克力，一边在各家公司的摊位前转来转去，打量着那些最新的产品——移植胚胎用的导管、注射激素的器具等等……
莉莎·曼蒂把这次年会形容为“一个21世纪婴儿制造技术的展示会和大卖场”。而这种婴儿制造技术，现在也开始在中国蔓延。
国内：代孕现象渐成气候
国内的代孕现象随着几家“代孕网站”的出现而浮出水面。有报道说，某些城市的代孕中介机构已经“渐成气候” 虽然6月份，几家“代孕网站”均被关闭。
“所有的辅助生殖技术最初都是为了解决女性不孕，或者男性不育问题而产生的�！闭憬笱б窖г焊绞舾静埔皆褐魅我绞χ煲烂艚樯芩�，“代孕技术也是作为一种治疗不孕症的方法而发展起来的。它利用体外受精技术，让夫妻双方精卵结合形成受精卵或者胚胎，然后移植到代孕母亲的子宫内，借以完成妊娠过程。这样，那些因子宫有问题而丧失怀孕能力的女性，就可以借助别人的子宫，拥有一个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孩子�！�
复旦大学生命伦理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刘学礼对代孕现象分析说：“代孕既然有社会需要，生殖技术又为它提供了可能性，它就会有现实必然性。但是，代孕现象确实又提出了许多新的伦理问题，所以要以对个人和社会有利为原则，制定相应的伦理规范，更重要的是，要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关的法规�！�
代孕现象其实并不新鲜，它在西方已经存在了近20年。实际上，从1978年7月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在英国出生开始，代孕在技术上就已经不是问题。
应“孕”而生的技术
现代生殖医学的确对人的生育过程有越来越大的“操作空间”。据朱依敏介绍，在目前条件下，医生解决不孕不育问题时手里有了更多的“筹码”。她举例说，除了代孕技术之外，对于卵巢功能衰竭而不能排卵的女性可以利用捐赠的卵子为其解决生育问题。
对于男性不育的问题，在技术上也有突破性的进展。1992年开始出现的“卵细胞胞浆内单精子注射技术”，现在在临床上开始得到推广应用。医生通过显微操作，在体外将单个精子直接注入卵细胞的胞浆内，使精卵结合。这项技术用人工注射代替了精子的自然选择过程，解决了男性无精，或者严重少精而造成的不育问题，所以被认为是继体外受精技术以后，生殖医学领域的又一个里程碑。
除此之外，利用一种叫做“着床前遗传学诊断”的技术可以把传统的产前诊断提前到胚胎阶段。这样做的意义在于，可以在体外受精形成的胚胎中选择“健康的”胚胎，然后再植入子宫，以避免某些遗传性疾病在后代发生，为控制胎儿出生缺陷、真正实现优生提供了更为先进和可靠的技术手段。
胎儿选择从性别开始
今年1月16日，66岁的罗马尼亚退休女教授亚德里安娜·伊利埃斯库通过人工受精生下一名女婴，打破了产妇最高年龄的吉尼斯纪录。当时，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伦理学会主席亚瑟·凯普兰对这位超龄产妇评论说：罗马尼亚妇女的平均预期寿命是73岁，伊利埃斯库作为一名单身母亲，她的女儿今后将面临无人抚养的风险，就这一点而言，她的生育是一种“不符合伦理规范的个人选择”。
亚瑟·凯普兰在《生殖与不孕》杂志上发表最新的调查报告指出，美国的生殖医疗机构对于服务对象的选择普遍缺乏统一、严格的标准，造成辅助生殖技术被严重超范围使用。他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抱怨道：“医生只知道迎合人们求子心切的愿望，又有谁去考虑娘胎里孩子的权利呢？”
的确，辅助生殖技术发展至今，花样翻新的技术手段除了充当不孕不育患者的送子观音之外，也让各色人等在生儿育女方面有了更多的选择。莉莎·曼蒂在报道中感叹道：那些单身主义者、同性恋者、绝经后的妇女，甚至HIV病毒感染者，现在都有可能得到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后代。只要准备好足够的钱——一个人工受精周期要花1万美元，找一个代孕母亲可能多达5万美元——生孩子是自己个人的事，和谁都不相干。
在美国，那些一心想要“儿女双全”的家长们还提出“家庭性别平衡”的说法，借以堂而皇之地选择他们孩子的性别。美国遗传和体外受精研究所为此专门注册了一个名为Microsort(和微软的英文商标只差一个字母，可以被直译成“微选”)的公司来筛选精液中的X染色体和Y染色体，用筛选过的精液进行体外受精，就能按照个人意愿决定胎儿的性别。做这种准确率为93%的筛选试验，每份样本要花2600美元，那些打定主意想要儿子或者女儿的人都觉得这算得上是个公道的价钱。
Microsort选择胎儿性别所用的技术实际上就是前面提到的“着床前遗传学诊断”技术，这项原本用于帮助某些遗传病患者实现优生的技术，被商业化地用作筛选正常胎儿的性别，这种做法不免受到质疑。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生物伦理中心主任杰夫里·卡恩除了认为这项技术的安全性需要重新评估之外，还充满疑虑地提出：如果不对这样的技术加以限制，父母们今天选择的是胎儿的性别，谁知明天又将选择别的什么特征？
多胞胎带来疑虑
在现有技术条件下，不光选择生男生女有办法，要想一胎多生几个也不算什么难事。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的报告称，美国近20年来双胞胎出生率上升了74%，而三胞胎以上的多胎妊娠增加了5倍。
1998年，当美国休斯顿一名产妇生了八胞胎而成为当时的热门新闻时，杰夫里·卡恩出面评论说：“自然的怀孕很少有多胎妊娠出现，辅助生殖技术和促排卵药的使用，让这种情况变得越来越常见了�！彼钊叭嗣遣灰源嗽僮觥岸牟┦降某⑹浴�。在介绍了多胎妊娠对母亲和胎儿健康的严重危害(比如早产、难产率增高，产后出血，以及胎儿死亡率增高等)之后，杰夫里·卡恩用评论家式的口吻警告说：“现代生殖技术固然能给不孕不育者带来生儿育女的快乐，但是好事也有过头的时候�！�
“遍布世界的实验室和诊所已经或正在建立，制造婴儿的时代就要到来了�！痹缭�1985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生物伦理学教授利昂·克思就发出了这样的警告。如今，利昂·克思已经担任布什政府的生物伦理委员会主席，但他在生殖医学领域坚持多年的“滑坡理论”(认为生殖技术的发展和误用，将产生重大灾难性的结果)，并没能对那些生育自由论者起到警醒作用——生殖医学在技术和市场方面的发展趋势似乎难以阻挡；克隆技术和干细胞技术则在更为激烈的争论中快步前行。(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