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7月，国务院正式设立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投资管理委员会，汪道涵和他昔日的上级谷牧、方毅，一机部的同僚周建南、江泽民，在这个新成立的跨部机构，为推动中国的对外开放发挥了重大作用。

　　中国明清两朝厉行海禁，以至于即使有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航海技术与最庞大的远洋船队，却由于统治者缺乏远见丧失了发展机遇。这种自我封闭的意识，对后来的中国历史进程和国人的精神状态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从15世纪开始，中国基本上是自我封闭的。这是中国在近代落后的重要原因。邓小平对中国的贡献，最重要的当属打开中国的国门，推动中国的对外开放。而江泽民和汪道涵赶上了这个机遇。

　　1979年7月，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和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在北京正式成立，名称是两个，机构却是一个。

　　这个新的机构是一个超级部委，它直属国务院，管辖范围包括：外贸部、外经部、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银行(中国的外汇专业银行)、海关总署、国家进出口商品检验总局、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和国际贸易促进会等，亦即凡是涉及对外经济事务的单位，它都可以过问，都在它统筹范围之内。当时中国开始在广东筹建第一个经济特区，以谷牧为首的这个委员会也受命在北京负责有关的协调工作。

　　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由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经委主任和计委副主任的谷牧兼任。谷牧在国务院分管工业和交通，不可能具体再过问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因此被任命为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和党组副书记的汪道涵，就成为委员会日常工作的实际负责人。

　　这一年汪道涵已经64岁。

　　汪道涵主持委员会的工作，必须调进一批得力的干部。他从一机部调来了周建南和江泽民，从冶金部调来了两个副部长，从外经部调来了一个副部长，又从国务院调来李灏。江泽民从一机部外事局局长升为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秘书长(副部级)。李灏是副秘书长，他后来成为深圳的市委书记。这个机构的正副秘书长后来分别出任上海和深圳的市委书记，并非偶然，因为这两个沿海港口城市都在中国的对外开放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据当时在这个委员会工作的一个干部后来回忆说，由于是新的机构，进出口委员会外资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内的气氛和其他党政机关不同，比较民主而且富于朝气，不论官阶高低，彼此以姓名称呼，而不是称呼职务如“某书记”“某主任”之类。这或许同机构处理的多为涉及对外开放事务有关。

　　汪道涵在这个超级部委工作的时间不到一年。1980年春，他当选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这是他参加中国共产党和涉足政坛后，首次当选中国最高立法机构代表。并且，他人还在北京，却被上海市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了。

　　1980年9月，汪道涵从北京迁居上海，担任了上海的代理市长;翌年4月成为市长。此后，汪道涵就长居上海，以上海为家了。